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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作者:金沙线上娱乐_新金沙线上娱乐网站  发布时间:2019-01-28 06:57  浏览次数:105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参加湖南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座谈会,感到非常荣幸和激动。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他最早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最早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最早建立了推进革命的团体,最早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理论,最早策动了反清武装起义,最先为振兴中华四处奔波,从而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大潮中,一大批湘籍革命志士紧密团结在孙中山先生的周围,成为支持孙中山先生推进民主革命事业最为活跃的一支有生力量。他们是孙中山先生领袖地位的忠实拥戴者和坚定维护者;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积极宣传者和热诚推动者;是孙中山先生领导武装起义的重要策动者和可靠生力军,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真诚拥护者和勇敢捍卫者,对于孙中山先生推动民主革命事业的前进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创建同盟会。1905年7月,孙中山先生与黄兴在凤乐园餐馆首次会面时,决定联合全国革命志士,共谋反清革命大计。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成立时,80%以上的会员,都是与黄兴早前联系的。但黄兴不居功自傲,一心一意拥护孙中山先生作同盟会的领袖,因而在这次大会上,他亲自提议:“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立即获得与会人员的一致举手赞成。孙中山先生则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执行部为同盟会本部主体,“总理他适时,由庶务代理一切,故庶务实居协理之地位”。孙中山先生指定黄兴为执行部庶务,体现了他对黄兴的充分信任。同盟会成立后,湘籍革命志士踊跃入会。据统计,1905一1907年之间,在东京登记的960名会员中,湘籍志士有157人之多,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家乡广东。湘籍革命志士不但踊跃入会,还在同盟会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同盟会东京本部所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中,黄兴任执行部庶务,陈天华任执行部书记,其后宋教仁和刘揆一先后担任过代理庶务干事,主持同盟会东京本部工作。其中,刘揆一主持同盟会本部工作长达四、五年之久。此外,宋教仁还担任过司法部检事,胡瑛、覃振、陈家鼎、范治焕等人任评议部评议员。同盟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的成立,把全国的革命志士集结起来,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从此有了共同的章程和纲领,共同的宗旨,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领袖和统一的指挥中心,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中,黄兴、宋教仁、刘揆一、陈天华等湘籍革命志士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坚定维护孙中山先生的领袖地位。同盟会成立后,由于一些革命志士对孙中山先生有所误解,曾于1907年和1909年先后两次发起过“倒孙风潮”。但在这两次风潮中,黄兴、刘揆一、谭人凤等湘籍革命志士顾全大局,挺身而出,为孙中山先生辩解,竭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从而使这两场风波迅速得以平息,有力、有效地维护了孙中山先生的领袖威望,避免了同盟会的分裂,保证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后,全国各地纷起响应,建立统一全国革命力量的中央机构迫在眉睫。12月,国内各方力量经过协商,决定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在即将由上海赴南京组织中央政府之际,实然接到孙中山先生即将回国的电报,立刻改变主意,暂停前往南京,坚决主张组建政府“应待总理归来决定”。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经过黄兴等人的积极努力和精心安排,回国不到一星期的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从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三是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为进一步扩大革命宣传,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主动提议将他与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办为《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发刊以后,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理论,黄兴“总其成”,不仅操劳编辑、出版方面事务,还指导在国内外的发行、推销工作,使之迅速流传到全国各地,对革命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期间,黄兴还大力支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主持的《新民丛报》,围绕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等三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最后的交战结果为《民报》全胜,《新民丛报》停版。通过这场历时两年多的大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使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得以广泛传播,为反清革命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1908年10月, 日本政府以《民报》第24号上刊载了伯夔写的《革命心理》一文,违反《新闻纸条例》第23条为由,下令停止销售并封禁《民报》。黄兴又经过艰苦努力,使《民报》终于在1910年又正式与读者见面。

  四是奋力践行孙中山先生的武装斗争思想。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就把策动武装反清起义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与黄兴、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编制了《革命方略》,确定了通过武装斗争推翻清政府、建立革命政权的途径和目标。但由于孙中山先生自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清政府的严令通缉,无法在国内立足,被迫长期流亡于海外,因此,国内的反清武装斗争,主要由黄兴主持。武昌起义前,由黄兴领导同盟会策动的武装起义计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在这些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中,黄兴、谭人凤等湘籍革命志士几乎是无役不与。黄兴更是每次都是身先士卒,视死如归。这些武装起义尽管屡举屡败,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动摇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斗争的经验,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在总结历次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成立中部同盟会总会,领导长江革命,积极策动长江中下游武装起义,并促使湖北革命党人实现大联合,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奠定了重要基础。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临时总司令是蒋翊武。武昌首义爆发后,黄兴、蒋翊武、谭人凤又先后在危难之际出任武昌民军最高军事统帅,指挥民军在武汉英勇苦战一个多月,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为保卫武昌首义的胜利成果,稳定革命的大局,竭尽了全力;为各省的响应和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为中华民国的创立,立下了卓越功勋。在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过程中,湖南是率先响应湖北的“首应之区”,并先后派出四批援鄂湘军8000余人,赴鄂参加阳夏之战,为稳定武汉战局,巩固新生的湖北革命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蔡锷、李燮和、沈秉堃、孙道仁、胡瑛、黄钺、刘先俊、张百麟等湘籍志士分别在云南、上海、广西、福建、山东、甘肃、新疆、贵州等八省(地)的光复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并成为本省(地)军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为促使清政府的垮台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是坚决捍卫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民国建立后,湘籍革命志士继续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为维护和巩固民主共和制度而斗争。在孙中山先生为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而发动的“二次革命”中,黄兴毅然赴南京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主持武装讨袁军事行动。谭人凤、蒋翊武则奉黄兴之命,赴湘促使都督谭延闿宣布独立,扩大革命的声势。在孙中山先生为反对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而倡导的护国运动中,蔡锷与唐继尧等人在云南首举义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与袁军英勇奋战,最终迫使袁世凯的洪宪王朝仅存83天就宣告垮台,使孙中山先生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得以恢复,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得以再造。在孙中山先生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而发动的护法运动中,湘籍革命志士坚定支持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组织护法军政府,开展护法斗争。周震鳞不仅随同孙中山先生南下广东,而且利用各种关系,积极邀请说服国会议员南下,参加护法,为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组织护法军政府作出了重要贡献。谭人凤在护国运动爆发后,呼吁护法军北伐,反对议和,并三赴粤闽,支持护法斗争,为护法运动的持续开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程潜则于1917年9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粤返湘,促成湘军将领刘建藩、林修梅等通电全国,宣布衡永独立,毅然揭开了讨逆护法战争的序幕,使湖南成为护法战争的主要战场。

  对于湘籍革命志士为中国民主革命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和所做出的历史贡献,孙中山先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1906年,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在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发动的萍浏醴起义中英勇献身的刘道一烈士题写挽联,深切表达了对刘道一的高度赞扬和无限哀思。对于黄兴在反清武装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屡仆屡起、愈挫愈勇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黄兴领导的“革命军就是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样的战斗是非常的战斗,不可以常理论”。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党人牺牲很多,孙中山先生在美闻讯,对黄兴的安全特别关心。后来得悉黄兴安全脱险到港,才欣然表示:“天下事,尚可为也。”这既体现了孙中山先生对黄兴的关心和倚重,也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黄兴在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充分肯定。黄兴逝世后,孙中山先生“为国为友,悼伤百端”,既亲自为之发丧,又亲自领衔组成治丧委员会,料理黄兴的丧葬事宜。宋教仁遇害后,孙中山先生将其称之为“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并亲笔为宋教仁之墓题写了碑名。蔡锷逝世后,孙中山先生第一时间给蔡锷家属发去唁电,并亲题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将蔡锷比之于东汉名将班超、马援,对蔡锷捍卫共和制度之壮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1921年12月,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督师北伐时,曾专程到蒋翊武殉难处凭吊,下令为蒋翊武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的碑名。1923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革命史》中写道:“及乎洪宪宣布,僭窃已成。蔡锷之师,崛始云南,西南响应,而袁世凯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卒郁郁以死。民国之名词,乃得绝而复苏。”以此对蔡锷英勇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伟大历史功绩再一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重温湘籍革命志士积极投身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伟大革命事业、为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努力奋斗、建功立业的光荣历史,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就是要学习、继承和发扬湘籍革命志士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而顽强拼搏、努力奋斗的革命精神和高尚情操,借以激励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愤图强、锐意进取,把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续写新的篇章、创造新的辉煌!

  (此文为本刊主持人应邀于2016年11月8日在湖南各界人士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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